<正>1978年,在柏林召开的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英国学者W.J.F.詹纳尔指认“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根本就没出现过现代主义”,连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领袖戴望舒的诗也“很少有使他成为‘现代人’的东西,而更多的东西是使他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1))。这种中国土壤难以培植出纯粹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出现也只能蹈入伪现代主义的论断,显然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语境隔膜所造成的估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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