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一事，汉晋经学家的诠释取向有一个由事及义并最终回归于事的过程，其中微言大义之阐发，以公羊家最甚，并系统发挥出改制受命、周亡之征、汉兴之瑞及孔子将殁四层深意。“获麟”之义诠释发生的变化，也几乎成为两汉公羊学者基本立场差异的直观表现，榖梁学者和左氏学者对“获麟”的解释以“去魅”为主：前者将其大义定位于“贵中国”,而后者的解释具有多义性，但是在多义解释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去魅的客观结果，最终完成了“获麟”经学阐释多元形态的闭合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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