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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世纪60年代始，清政府多次派遣使团前往西方考察，欲以此举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居于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晚清使臣将自己在异域的所见、所思记录在随行日记中，并依据相似律、接近律和相反律的联想逻辑对西方进行了集客观呈报与主观评判于一体的想象与书写。想象与书写西方的过程，既展现了斌椿、志刚、张德彝等使臣遭遇“错位”之后的心理调适与维护华夏中心观念的文化固守，又为郭嵩焘、薛福成等使臣反思自我提供了契机。可以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西方”想象展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走向世界过程中对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与反思，亦显示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过程的艰难与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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