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确认为“本土人类学与民俗学”,其中既包括断断续续地所做的一些涉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也包括从法律人类学的立场关心当代中国社会中民俗与法律之间的张力关系的研究。自1995年以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对“死给”这类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主要采用法律人类学的案例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