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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针对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进行了规定。在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上，《公约》界定了所适用的和解协议范围，将和解协议视为可直接执行的法律文件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便利了和解协议的执行，但与目前我国调解协议须经司法确认的制度产生冲突。在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上，我国法律与《公约》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但在具体抗辩事由上有待进一步的细化；此外，我国法律未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明确。为了更好地衔接《公约》的规定，我国宜从和解协议可执行性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明确可执行的和解协议范围及定义，并对和解协议的执行抗辩事由、和解协议执行与其他救济程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细化规定，构建与完善国内层面的和解协议执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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