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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0—1980年代，在对赵树理小说的评价中，“地方色彩”逐渐被“发明”出来赋予他的创作。一方面，1940年代批评家经由论争形成的“民族形式”期待视野与赵树理的小说相遇合，“民族形式”透镜之下赵树理小说并未展现出明显的“地方色彩”。另一方面，运用方言土语的方式，对于风景和风俗人情具有亲和感的描写，独特的地方认知观念，这些都将赵树理的小说与惯常的“地方色彩”认知框架相分离。到了1980年代，深度形塑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民族化诉求失去影响力，文本阐释出现了断裂和空位。地方性恰逢其时地填充了空缺，并将大众化、民族化的构成元素重组，编入自己的叙述话语，原有的普遍性也就被安置于地方的特殊性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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