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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人类也整合进自然秩序之中。章太炎在《民报》时期的著述中屡次以有无过去、未来之念,作为人类与鸟兽的殊别。这一基于生物进化学说来界定人如何"诞生"的判断,文献上最早见于他1902年所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从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F.沃德的《动态社会学》,到岸本能武太受沃德影响、创作《社会学》,再到章太炎译介岸本的《社会学》,章太炎人兽之辨的命题,经历了在内在逻辑上越洋递演的过程。这一命题的越洋递演,又伴随着其内涵持续增殖,以及每一回合的授受两方在观念上的博弈。岸本能武太通过分析"欲望由肉欲与将来之观念综合而成",把沃德所放逐的宗教,重新引入对人本质的理解,并对继承达尔文本旨的沃德之人兽界域进行了第二次划线。章太炎意识到投射美好憧憬的"将来之观念"是世间林林总总的宗教取向得以存在的依据。此后,章太炎结合在日本传播的德国形而上学资源及佛教唯识学说,继续推进岸本的命题。他解构了受进化学说所指导的"社会学"朝向幸福的方向感,并且着重对于岸本仅有提到、而未尝展开的"过去之念"及其驱动人类行为及建立价值秩序的方式,进行了理论阐发和历史实践。以宇宙与人的物质性作为前提,来展开的人兽之辨,实则是在变相解析生活的目的。由此,世纪之交不同国别的思想家对该命题的经营,也关涉着他们面对各自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进行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