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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国人为之震惊和伤悼,一时祭文、挽联、挽诗、挽词云集,后汇集诸家撰述,由天津贻安堂刊行《王忠悫公哀挽录》一编。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撰作于哀挽录编定之后,集外单行,而其影响则声掩哀挽录之上。作为七古长篇,挽词不仅思虑深沉,开阖古今之间,而且脉络多端,用典繁盛,故引起了诸家笺证之心:吴宓与蒋天枢多亲聆陈寅恪自释,故二家笺注也多切合挽词本义,而自高阳、卞僧慧以迄胡文辉、刘季伦等,则主要凭借相关史料和自家体认,对挽词作了各具个性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挽词的意义。一个经典的形成,除了文本本身必须具有很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张力之外,也与自具源流的笺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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