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中叶,社会动荡。在江南乡村,以抗粮抗税抗租为主要类型的民变多发频发。从19世纪40-50年代的道光咸丰时期,到60年代初太平天国统治时期,民变愈演愈烈。从人员构成上分析,与前20年间清朝统治下的同区域民变相比,太平军治下民变的领导形式、领导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属性既有前朝传统的延续性,又有战时太平天国自己的特殊性。就权力结构而言,知识分子通常在民变中拥有关键性地位,农民虽构成参与主体,也是民变的基础身份,但不宜夸大农民在民变中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很难建构土地因素、人地矛盾与农民参加反抗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通常是迫于环境和生存压力,以及接受外界利益诱导两种情形的结合促使农民广泛地参与抗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官僚集权体制下难以调解的官民矛盾,仍旧是该时期较大规模民变频生的一股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