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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基于资本主义永恒性、自然性，形成一套解释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话语体系，并将其嵌入社会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形成个体对资本逻辑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其霸权地位也由此生成。然而，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实质上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其后果是经济增长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被扭曲为“杰文斯悖论”和“生态帝国主义”,产生的不是“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而是“M型”的污染反复循环曲线，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下展开生态环境治理，走出了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生态环境治理术”的道路，即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注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制度反向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加强顶层设计，持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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