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一组学者传记,历来被简单的作为《汉学师承记》的原始材料看待,导致其中作者记录当代学术史的意识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从这组传记的传主选择,到它们的写作方式,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史家眼光与精心选择。而我们熟悉的《汉学师承记》,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人物选取、写作体例,也都可以追溯至这组传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