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艺月报》时期(1941—1943)和《文化报》时期(1948)是萧军两个自觉的杂文创作时段。借用萧军自己“从临汾到延安”的表达形式,我们不妨用“从延安到东北”来概括他在这两个时期对相同文体的亲近。如果说兰州、四川时段是萧军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到革命圣地延安这一“必然”进程的“偶然”段落,那么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这一时段便是连接两个“杂文时代”的中间环节。某种程度上,正是萧军在此一时段的身份位置与文体选择,规定了他后续的文学发展路径,因而不能轻易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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