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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模范企业“负责任”形象崩塌的事件屡见不鲜，不仅使利益相关者对于认识企业是否真实履行社会责任的情绪日渐高涨，也导致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有效引导和监督任务日益严峻，因而挖掘能够识别企业伪善行为的治理机制变得尤为重要。非控股大股东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退出威胁介入公司治理成为监督企业社会责任沟通的重要力量。基于印象管理理论，利用Python对2006年至2019年沪深上市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文本分析，从言和行两个维度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沟通指标，识别企业社会责任沟通中的言行差距；借助多元回归模型检验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参与社会责任沟通的影响效果，通过工具变量检验和PSM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从两类代理成本、董秘兼任和信息生成的角度，挖掘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社会责任沟通的治理路径，并对其治理的有效性进行异质性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沟通存在言行相悖，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抑制企业社会责任象征性的言、促进实质性的行。利用中介模型，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提高董秘兼任程度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沟通；而企业遵守GRI标准却会发挥遮掩效应，削弱其沟通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无论多言寡行还是寡言多行的企业，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社会责任沟通均发挥积极治理作用，并且与非制造业企业和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相比，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在制造业企业和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沟通的治理效果更强。从退出威胁视角，研究结果丰富了非控股大股东参与社会责任治理的研究，为引导非控股大股东积极发挥作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言行一致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于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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