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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公赏力的问题化过程呈现为不同的重心位移:1874年到戊戌变法期间的天变艺变时段为孕育期,体现为旧雅碍俗;戊戌变法失败到20世纪40年代的以艺启群时段为发生期,要求以雅提俗;40年代到80年代的以艺为群时段为渐变期,主旨为以雅就俗;90年代至今的艺以群分时段为高潮期或爆炸期,多元对话在所难免。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不能被单纯归结为中国艺术界自身的内部变化,而应被视为中国艺术界与全球化社会语境变迁的交汇的产物。当强势东扩的现代性进程与衰朽的中国体制发生碰撞,导致中国社会急剧破裂而进入高危机的现代性时段时,古典性体验被迫终结并被转向现代性体验;而当急切表达的现代性体验需合适传媒系统去传输时,新兴现代大众传媒便成为建构公共领域并传达现代性体验的新的传播渠道。这双重力量的交融使得艺术公赏力问题被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