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战国以降,学者寄希望于建立政治伦理以实现对权力的制衡,惯性代入减省刑罚、施行德治、以民为本的仁君叙事疏释先秦文献,由此严重遮蔽了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通过重审清华简《皇门》与《四告·满告》可知,西周政治伦理基于周王对“大门宗子势臣”——即藩屏势力集团的维护。一方面,型、德、祀等表述的实质,是周王诉求宗子守常、型范祖考、勤恤王邦;另一方面,册封、主祭、共祀、昭穆制等设计,也维系藩屏系统内各分族间的军事互助纽带。周王与宗子属于利益共生的牵制关系。故该类文献属于宗法系统对内的笼络话语,并非集权形态下君民关系或君主内在道德的议题。当藩屏模式被郡县制取代,“民”的主体由率族藩屏的宗子降格为被单向征调的编户齐民,导致了权力双向交互关系失衡,才发生诸子改造概念内涵,试图通过制造政治伦理抑制王权独大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