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的改革,首先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崛起有关。在官僚士大夫中,理学家的经世派逐渐取代了修身派,如此才有了洋务运动在儒学内部的合法性价值。官僚士大夫不管如何重"势",依然面临"理"的规约。而到李鸿章等一辈人,"理"的位置无足轻重,一切以"势"为转移。"理"与"势"的冲突,反映在官僚士大夫内部,则是洋务派与清流派之分。到同光年间,在香港-上海走廊的通商口岸城市,出现了一群中国社会以前从未有过的新型精英:口岸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先驱性人物。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与口岸知识分子,共同将1894年之前的自改革运动从"改艺"(技术工艺)逐步推向了"改制"(法律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