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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无论是后发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需要国家权威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困境。回到中国语境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化道路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曲折前行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基础性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追求发展与保护双重目标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超大规模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准备和制度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在追求治理现代化目标中积累的国家权威为人民至上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党建引领的共同体保障。从价值观念的共识达成看，国家权威积累从源头方面为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国家发展目标，有助于优化国家行为。从行动动员的组织化程度看，国家权威积累为实现现代化有序参与和高效运转提供组织保障。从权力运作的制度化安排看，国家权威积累为现代化道路的稳健前行提供规则遵从和法治意蕴，有助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领导主体的能力养成看，国家权威的积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党主导相辅相成、相互增强，使主导性政治力量从弱小走向强大再到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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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