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更始”在先秦时期由单纯表述时序更迭逐渐进入政治文化领域,秦二世诏书已将“与黔首更始”落实在政治运作中。两汉“更始”诏书多伴随大赦吏民、制度变更。吏民以“更始”“更生”取名体现出君民的互动联结。“更始”体现的受命改制在武帝时首先落实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元、成之后伴随汉室衰落,“更始”又增添了术数、历运义涵,表现为汉室“延祚”。东汉时期对大赦、改制等层面的“更始”均持保守、警惕态度。新莽全面吸收、利用了武帝以来的“更始”理念。对“更始将军”名号选择以及与“宁始将军”数次互换名号举动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新莽改制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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