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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与徐志摩在1924年的《语丝》周刊上就新诗“音乐性”问题进行论争，两者对新诗的“音乐性”与发展路线有其不同的规划图景。虽然鲁迅在其诗论乃至新诗创作中亦讲求“音乐性”,但更为强调新诗“挣天拒俗”及“发国人之内曜”的现实效用。徐志摩则在《死尸》前言中，营造出“现实”与“音乐形而上”的对峙，并对“新文化运动”的现实维度进行嘲讽。而《我的失恋》中意象的使用形成“烟火气”与“艺术极境”的对照，渗透着鲁迅对新诗乃至新文化“现实维度”与“社会批判”职能的强调。双方的论争预示着新文化图景趋向分裂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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