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1995年春,我到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门下读博,报到那天导师设家宴招待,谈到论文选题,老师说:“博士论文要写好不容易,王运熙先生那里吴承学的论文比较优秀。”(后来我与这位“别人家的孩子”成了同事和朋友。)稍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闲谈时陶文鹏先生说:“你们广州有个吴承学,论文写得好,你应该多和他交流。”正好硕士同门师兄张晶教授也来复旦读博,我问他:认识吴承学吗?他说:见过呀,人见人爱的,论文写得好。那时承学年近不惑,已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发表论文二十篇。我开始留意此人,读他的书和文章,喜欢其简洁清晰的文笔、恢宏的构思和新见精解,也惊叹其文献功底甚是了得。复旦毕业后,我有幸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和吴承学同事二十余年。对他的博学强记、思维敏捷、学术视野宽阔、眼光独特、判断力强有了近距离的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