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早期文学被谐称为“文学旅游家”创作的“变相的游记”,其风景叙事有喧宾夺主之嫌，但它恰恰体现了澳大利亚作家对风景的理解和接受方式的变化，也反映了叙事者与其背后的文化、社会思潮的双向互动。作为民族身份、文化记忆建构的手段，澳大利亚风景被数代作家“理智化”,进入人们的心灵，成为代表澳大利亚的大众符号。从作为领土的帝国风景到作为景点的观光风景，再到具有民族意识的家园风景，既是澳大利亚作家和其他澳大利亚人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也是他们身份认同转变的结果，也恰恰是殖民主义的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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