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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9月,美国当代艺术家马修·巴尼的新作《堡垒》首次在国内展出。在展览空间中,这部作品以最接近影院的配置与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的《蜻蜓之眼》形成明显对比。《堡垒》代表着当代录像艺术的极端电影化倾向,而《蜻蜓之眼》则代表着录像艺术对电影的戏仿和体制性批判。后者揭示出录像艺术一直以来存在的两种媒介批判路径——批判电视和电影。美国学者大卫·乔斯利特在有关白南准早期电视装置的研究中,将艺术家批判电视、网络和商品三位一体关系的美学定义为"病毒美学"。德国批评家鲍里斯·格罗伊斯则通过对比录像装置与电影的关系,提出其批判电影的审美特征——碎片化、不确定性和失控状态。虽然录像艺术因为具有批判电视和电影的潜能,从而显示出激进性的一面,但消极意义也随之而来。因为录像艺术极端依赖美术馆空间,尤其是当代流行的录像装置,其屏幕观感具有不可复制性,这使得录像艺术被困于美术馆空间内,成为极为保守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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