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贺享雍和赵树理一样试图把中国乡村在其叙事中建构成为一个"寓言",他们的寓言都是内在于乡村的,"反启蒙"是"乡村寓言"的现实"所指",寓言的"能指"却是整个乡村的生存。寓言可能包括"发展",也可能拒绝"发展",赵树理是以传统为主体的"发展"寓言,贺享雍是茫然的现实寓言,其承载的乡村"主体"似乎不再被任何一方认可,变成了无法凝聚精神力量的寓言碎片,而赵树理的身影宛如从历史通向未来的一线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