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中自我民族志的书写艺术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身份焦虑感使叙述者"我"在自我言说的同时处于希望被聆听的地位,因此往往会不自觉地接受"他者"的期待性凝视,同时又主动将自己东方化。文本人物将这种焦虑内化为一种"fantasy",并在此之中完全保留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姿态。其次,文本历史叙事情怀的展现也在于给民族志书写增添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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