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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将新冠疫情后全球高通胀做实。截至2022年年底，通胀仍高企，并呈现出驱动因素复杂化、跨经济体间通胀结构差异化等特征。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寄希望于通过激进的、步调一致的加息遏制通胀。但本文认为：新冠疫情后央行面临的局面已发生质的改变，它们的货币政策操作必须在保增长、控通胀、防债务危机三个维度上进行权衡，这将大幅限制其加息空间，也将使其通过加息抑制通胀的效果大打折扣，央行货币政策进退维谷。从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博弈、碳中和与绿色转型进程加速、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生产率增速下降趋势延续等因素将增加全球供给扰动风险，使总需求难以大幅收缩，加之总供给持续扩张，导致全球通胀高位运行成为新常态。面对全球通胀高企，经济陷入以滞胀为核心特征的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低增长格局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快“双循环”与国内大市场建设，保障能源与供应链安全，增加绿色投资，防范输入性通胀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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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清华大学; 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