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后半叶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部《劝学篇》,二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是要为两国的文化发展规定方向,但是二者的旨趣并不相同:张之洞《劝学篇》意在批驳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主张,因而坚决反对"兴民权",反对自由独立;福泽谕吉则是要培养新的现代国民精神,根据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强调人民的权利。二者都对本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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