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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崇让”是《春秋》的重要义理，但在此问题上，“三传”和《论语》《孟子》《荀子》看法各有不同。《公羊传》共提到七位“让国者”并热情赞扬他们，而《谷梁传》对其中六位进行抹杀，并贬低事迹仅存的隐公。《公羊传》近乎无条件地支持“让国”“让天下”，和《论语》思路最为接近。《孟子》支持“让国”“让天下”，但附加了考察条件。《荀子》允许“让国”而反对“让天下”。《谷梁传》则一概否定。其原因应在于“让国”挑战了《谷梁传》所重视的“尊卑”制度，因而消极处理“让国”是《谷梁传》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比，《谷梁传》解经主旨远离原始儒家的结论也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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