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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群氓与看客之辨为各个人文社会学科所关注，也是莎士比亚研究史上一个争论长达400余年的重要命题。令人感兴趣的是，鲁迅在其早年和晚年分别对同一部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中著名的群氓场景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读——他少年期间将剧中罗马群众归约为被煽动操纵的无理性群氓，而在其晚年则将其解读为政治力量角逐博弈中的冷漠复仇看客——其启示意义不言而喻。如果从侨易学理论视野解析，这一转变与其留日、北上、赴沪等人生跋涉行旅的物质位移产生的“异质相交”以及基于此的精神质变有着密切关联。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解读，并非全然冲突对立，而是体现了鲁迅如何还原出莎士比亚对群众现象丰富复杂的思考，从而达至变之上的恒常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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