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基本状况,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其缘起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克隆了美国传播通讯监管的模式。作者得出结论,这种克隆模式是效率较高并且风险较低的变革措施,而NCC在台湾的发展却也存在着很多变数,需要社会政治生态的良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