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世纪40年代,“摄影”这一新名词在西方普及之前,曾出现过以“日光版”“达盖尔版”“美之印”为代表的命名,承载着西方早期摄影观念的流变:从强调以非人工手绘干预的自动印刷术为自然本身的成像,到特别冠以艺术家之名为摄影作品确权,显示出摄影术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主流视幻艺术追求的“客观性”的攻克,再到以负片技术真正进入机械复制时代,使可量产的美景成为可能。以“光素描”为名的摄影术,不仅实现了西方主流视觉文化中的“客观性”的完成,更激发了西方现当代艺术家的“主观性”。与之相对照的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近代视觉文化转型,则呈现出从“主观性”到“客观性”的演进趋势,折射出宗白华在中西比较视域下明确提出的“东西对流”的文化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