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博物馆被称为现代人类学诞生的“机构家园”(institutional homeland)。1859年前后是英国人类学实现“进化论突破”的关键历史节点，进化论思想的提出，使得来自异域的“奇珍异宝”逐渐成为“人的科学”的物质性证据。在此基础上，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的“类型学”(typological)民族志收藏和博物馆实践，在英国19世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转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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