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拓跋宗室是北魏王朝的轴心骨干,作为其巩固政权根基、整合利益关系的利器,婚姻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治国方略和统治集团内部结构的客观反映,也是北朝时代风貌的真实写照。过往学者偏重探讨融入崭新民族与文化要素的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历史成就,却忽略了对前太和时代宗室婚媾网络的揭示,给北魏早期史和拓跋成长史研究造成不小的缺憾。梳理资料发现,当时宗室择偶对社会性民族成分的重视度远逊于政治性的集团归属,姻戚族属各异,却主要源自支撑北魏政权骨架的代人集团,尤其是代人中堪为皇权附庸的各股“宾附”势力。另外,体制内的阀阅世资亦构成早期宗室婚媾的主导因素,联姻资格线基本划在累世官资一至三品的所谓一流门第上,借此反衬自身天潢贵胄的身份定位。早期宗室特定的择偶标准体现了拓跋氏置身先进文明环境而对实现门阀化的迫切诉求,即仰赖政权力量,以通婚为媒介,试图突破汉人固有门第秩序和民族隔阂的桎梏,以体制要素为基准实现囊括全部胡汉官贵之阀阅体系的再编成,客观上奏响了之后民族大融合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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