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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藏学人类学研究中,早期李安宅、于式玉的实地研究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他们的“描述”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志的现象学书写如何本着“亲历性”和“情感性共感”的原则,去呈现他者世界所显现的经验现象及其背后的结构与意义。在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搁置”所谓差异性或多样性的“魔咒”,努力避免还原论冲动,尊重他者在伦理上的优先性,回到“是其所是”的文明事实本身,对于我们“面对面”地直观文明之间以及“你—我”的互动机制亦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最近出版的《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一书,也给宗教现象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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