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延安鲁艺开启正规化办学之路，“提高”成为文艺创作与教学的基本共识与追求。同时，在敌后方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吸收旧形式形成了普及工作方法。本文力图重返延安木刻界现场，探析“普及”与“提高”之争的来龙去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木刻界转向了对“继承民族遗产”的讨论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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