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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11年，日本僧人橘瑞超违约游历新疆，引发中日外务交涉。这相较于改朝换代、帝制终结的历史洪流显得无关宏旨，但背后牵涉诸多问题，其中近代中国对日本人来华游历的因应和管理可谓事件的核心。晚清之际，清廷对日本人来华游历的因应经历了复杂过程，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直至民国时期，北洋及国民政府基于对条约体系及国际法等的逐步了解，才通过严格管理护照审批、对游历区域加以限制及严肃处理违约游历者等办法，加强了对来华游历日本人的管理。此外，近代中国对外人来华游历的管理问题超乎中国与外人母国的二元框架，需要挖掘和利用多语种资料，因时因地地展开个案研究，方可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