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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衍不但常以白话新词入诗，而且基本接受胡适创造的“白话诗”这一概念，在诗话中经常提及，这与他后期诗学的转向密切相关。前期的陈衍注重“学人之诗”,意在矫正诗歌质地单薄、情感空疏之弊，故提倡以“经史”来充实诗的根柢；后期他赞赏“诗人之诗”,则由于当时的部分旧诗刻意堆垛典故，以致窒息了感性，因而侧重强调诗要抒写性情，辞必己出。陈衍的诗学理论中本身就存在变革性的因素，如果平行对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能看出陈衍的持论与之极为相近。此外，陈衍论诗极为重视音乐性，这与现代派诗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殊途同归。只有结合新文化运动这一大背景来谈论后期陈衍的诗学，才能全面认识他与新诗理论之间的复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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