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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德格尔并不是将《安提戈涅》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来解释,而是作为对西方历史的一句谶语,理解它需要一种命运性的直观。海德格尔的第一次《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解释沉浸在尼采"以技术反抗命运"的悲剧精神中,而其第二次阐释则借助安提戈涅这一个体形象而与技术存在作出彻底切割。从海德格尔的两次阐释中可以揭示出隐含的三重思维方式之区分:表象性思维,悲剧性思维和反身性思维。海德格尔虽然触及了反身性思维,却并未跨过这一步。但是,一旦跟随海德格尔走到西方传统的边界而直观到西方的本质,中国思想回复自身的契机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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