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状作为中国传统文体之一，本是传记与行状两种文体。刘咸炘论传状，以传记为主体，对行状论述较少，且他对于传记范围的界定较为广泛，认为“盖凡记事之文，皆为传记”。刘咸炘私淑章学诚，深受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治学方法的影响，其论传记之体必深析源流，探其古义，辨体严明，使体不得混。同时，他对于传记功能的认识、对传记写作贵忌的论说都颇见其师心独见。刘咸炘对于传记的阐释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其传记写作正体现了他对于传记之体的要求，对于今天的传记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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