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国难加剧时的两次“奉宪旅行”促成了郁达夫创作上的“游记转向”。起初关心国难的郁达夫对旅游持排斥态度，但随着时代压力下个人写作形势的趋紧，旅游又成为其化解自身乃至写作危机的出路。一方面通过旧文人的游览趣味和书写模式，自然山水从消遣娱乐的负面意象变为郁达夫的精神避居地；另一方面“复古”的游记面貌中也有着受现代自然观念影响的个体对程式化游览的反叛。游记面貌的“新旧交织”更深地关联着郁达夫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与回应，同时旅行也成为解读繁难时局下个体同社会复杂缠绕的一面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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