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周作人附逆之后对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作人一向的上海厌恶症与他在此时上海文学界中所获得的尊崇地位形成奇妙反差。周作人与《古今》、《风雨谈》等期刊之间的互动表明了他的潜在心理:在畏惧民族道德审判的精神状态中用高雅装点自己,寻找同路人以排遣罪恶感与寂寞感。就文学创作实绩而言,周作人与周黎庵、文载道等上海青年文人的文学交谊不仅让《古今》变成了周氏散文大本营,还促成了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