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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类传的一种,"佞幸传"由《史记》首创,《汉书》则奠定了后世佞幸书写的基调。《宋书》《南齐书》在"何为佞幸"上设立了全新的标准,收录的人物均为担任中书舍人的寒人。南朝正史"佞幸传"的此项特质与魏晋以来中书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魏晋时期,皇帝出于集权需要而新设的中书机构曾激起朝臣的普遍不满,中书监、令在舆论中常常遭受佞幸之讥。南朝皇帝以寒人任中书舍人典掌机要,又让作为官僚集团主体、引领社会文化的士人感到不可接受,代表这一阶层立场的《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梁史·权幸传》由此诞生。中央官制的演进以及士族政治的终结,是初唐官修《梁书》《陈书》不立"佞幸传"的原因。"制度性佞幸"现象展现了新制度被社会认可之前的曲折过程,也为观察中古政治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