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学者卢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礼记》的成果最先由卢见曾刻入《雅雨堂丛书》之中。而雅雨堂本《大戴礼记》实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两种刻本,后世多误之为一。戊寅本以卢文弨校注为主,并融合了惠栋、戴震的校勘成果;庚辰本则用戴震校本,系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时校勘所得,后出转精。《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系戴震在雅雨堂本的基础上,广集众本,参互考证,从而将《大戴礼记》校勘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卢文弨、戴震合校《大戴礼记》,厘正了《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后世《大戴礼记》学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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