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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刑法修正案（十一）》审慎下调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有利于更好体现司法正义、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但这种寄托刑事立法的治理方式仍具有较强的“应急”局限。涉及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新闻报道，集中体现了涉案人员低龄化、罪错行为危险性和不良习性恶化性等风险特征，暴露出社会、家庭、学校和司法四方面的多维治理短板。因此，单独倚赖刑事立法手段，长远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应当树立系统治理观念，以未成年人“两法”修订为契机，从司法层面严格限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适用，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规程、衔接和数字预防机制等方面，积极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支持和责任体系建设，以此巩固深化《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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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