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湾学者石守谦针对董其昌《婉娈草堂图》画风革新的研究,不仅建立了该作品特殊的"直皴"笔法与王维《江山雪霁图》等雪景山水之间明确的借鉴关系,而且还积极地从更加广泛的古画作品中寻觅与其相关的画法资源。与西方学者的解释相比,这份研究既有力地抵制了关于董其昌新颖画法的"外来影响"观点,又倾注了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山水画史"重建"的学术愿望。然而,他对此作笔墨类型所属"序列"的含混定位,运用考古材料时过度的史学关怀,以及对此作运用的"干冬景"风格与士大夫境遇关系的误解,都使得"重建"研究的客观性与价值诉求受到了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