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处在个体化的进程中。社会中间组织逐渐解体，使我国刑法变革中呈现了刑法提前介入、行政违法犯罪化的趋势。同时，个体在观念上逐渐跳出身份标签的桎梏，在价值观上呈现出多元化，使我国《刑法》对纯粹私人事务宽容化、去性别化，且纯粹价值判断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减少。在此背景下，应当对我国刑事政策和刑法规范进行能动的变革。一方面，积极推进刑事政策前瞻性的变革，以与个体化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应当在坚持谦抑的前提下，对刑法规范进行改善，确保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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