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大杰早期的研究中，晚明的小品文是重点，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写作中，这一重点转移到公安、竟陵派的文学理论上。在他的叙述中，公安、竟陵派的理论是对过去文学的一场革命，他们的创作则是一场“文学运动”，小品文也是“革命”“创造”的产物。这种充满浪漫气息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源自他本人浓厚的生命情怀，这得之于他崇敬的厨川白村等日本学者。借此，他越过古人的性灵与格调，将晚明的诗学变成一种以生命力、革命性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刘氏诗学”，从而完成了他对晚明文学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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