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构建并验证个体化预测肝细胞癌(HCC)肝动脉栓塞化疗栓塞术(TACE)介入治疗后原位癌复发、转移风险模型。方法 选择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于该院收治的HCC患者192例,根据患者TACE介入治疗后原位癌复发、转移情况分为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不良组,比较两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及肿瘤最大径、血管侵犯等肿瘤相关资料,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CC进行TACE介入治疗后原位癌复发、转移的因素。结果 相较于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患者年龄≥50岁、甲胎蛋白(AFP)≥400μg/L、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醇脱氢酶(ADH)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较于预后良好组,预后不良组患者血管侵犯、肿瘤多发、肿瘤最大径≥5 cm、无肿瘤包膜比例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i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AFP、GPC3、ADH、血管侵犯、肿瘤最大径为HCC进行TACE介入治疗后原位癌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肿瘤包膜为HCC进行TACE介入治疗后原位癌复发、转移的保护因素(P<0.05)。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列线图,经Bootstrap自抽样内部验证后,一致性指数为0.752,分辨度良好;经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该模型预测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51(95%CI:0.778~0.896)。随访60个月,生存率为39.06%(75/192),中位生存时间23个月,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岁、AFP<400μg/L、GPC3 <215 ng/L、ADH<2.8μmol/(s·L)、无血管侵犯、肿瘤最大径<5 cm、有肿瘤包膜的HCC患者生存率较高。结论 年龄、AFP、GPC3、ADH、血管侵犯、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等与TACE介入治疗后原位癌复发、转移情况存在密切联系,以此为指标构建风险模型在预测原位癌复发、转移情况具有一定价值,可在临床中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