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4年,中美两国代表耆英与顾圣(Caleb Cushing)签订了《望厦条约》,标志着中美近代外交关系的正式形成。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对在华贸易等方面的发展缓慢感到不满,将原定于1856年修约的时间提前到1852年。在1852—1858年修约期间,美国四位驻华公使对华修约总体上是采取“和平修约”的策略。美国外交官员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的“迂回策略”,打破了只有通过两广总督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惯例;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与伯驾(Peter Parker)的“联合英法”策略是在美国单独修约未果的情况下与英法联手对清政府施压;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的“和平使者”策略是在清政府面前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以此为契机与清政府展开条约谈判,并最终抢在英法之前成功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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