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黄对隆庆五年（1571）蒙古封贡事件的价值判断与极力促成隆庆和议的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人的想法相距甚远，也与朝廷所期望的答案大相径庭。但在其举业文章中对“北虏”的思考与想象方面众人却出奇一致，当时政、民族与思想体系汇聚于策论，士人群体通过“制和之权在我”的想象维持着天朝大国的自尊。同时建构着“虏情多诈”却又“感戴恩德”的“异族”认识，并思索着御夷之术，以保中国得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袁黄策问的探索便于更好地认识明代士人普遍的民族态度，亦对晚明科举有一具象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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