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有组织犯罪法》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犯罪土壤的铲除，以实现从源头预防犯罪。但《反有组织犯罪法》文本本身的政策化立法倾向、惩治体系与预防体系衔接协调困难制约了其制度功能的实现。为有效破解障碍，需要更新刑事政策观念，理顺惩治衔接机制和预防体系。同时，检察建议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及其特殊的监督属性，为检察机关推动该法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重要制度抓手，需要重新审视其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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